老君传道图

 

华赛网讯 我国的殷商时代，就有以巫祝占卜决疑难吉凶，认为巫祝能沟通神天；周代的崇拜范围更为广泛，主要是天神、地祗、人祖；战国秦汉之时的方士，将之发展为寻仙山、求仙药、企求长生的行为；两汉黄老之学的兴盛，使黄帝、老子在社会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道教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太平道和天师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组织正式形成。毋庸讳言，道教的组织形式出现之初，曾试图实现“政教合一”的教制理想，但到东汉末年，面对社会的客观现实，天师道第三代天师张鲁最终顺应历史潮流，放弃了这一追求，其后道教形式一直是纯粹道教信仰的宗教方式。

 

曹操对道教采取了镇压与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把一些道教方士“集之于魏国”；甘始、左慈（元放）、东郭延年这些有影响的神仙方士，都被曹操延揽收录；太平道的部众多为曹操收编。“张鲁在迁到邺城的第二年”即仙逝，使大量北迁天师道民众失去了统一的领袖；这“一方面天师道在北方广泛传播开来”，另一方面使内部“从此便开始发生分化”。

 

实际上，在东汉黄老道时的方士身上，已经开始向上下两方面分化，一部分与民间宗教相结合，形成早期道教——太平道；另一些方士依然坚持方术实践和养生理论的探索研究，其代表人物为魏伯阳，他的代表作是“万古丹经王”之《参同契》。魏伯阳因此成为东汉末金丹道的代表人物，他在神仙学的理论与方术方面的建树为后期道教丹鼎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两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分化日益加剧。向上层发展者，则对早期道教形式进行改造，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其代表人物是东晋时的葛洪，其代表作《抱朴子》提出的修炼成仙的理论体系，将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纳入其中，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随之道教反映这种修持方向的教派如上清、灵宝等教派相继出现。

 

在道教上层化与民间道教形式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改造与反改造的激烈斗争。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年），嵩山道士寇谦之在北魏统治者的支持下，称奉太上老君意旨“清整道教”，人称之为北天师道。南朝刘宋庐山道士陆修静则提出“祖述三张（张陵、张衡、张鲁），弘衍二葛（葛玄、葛洪）”，人称之为南天师道。道教的教规、仪范经寇谦之和陆修静二位修订后逐步定型，再由齐梁陶弘景充实神仙谱系，完善道教义理，叙述道教承传历史，对后世道教发展影响更大。

 

隋唐道教步入兴盛期，一直到明代中叶，均系发展时期。隋唐至北宋，整个国家虽有动荡，但基本处于统一状态。其间，道教义理不断深化，相继出现孙思邈、成玄英、司马承祯、杜光庭、陈抟、张伯端等许多著名道教学者；南宋金元民族矛盾尖锐，道教内部宗派纷起；金大定七年（1167年），全真道由王重阳在北方创立之后，受统治者的支持，在元代盛极一时；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38代张与材天师被授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遂使南方符箓各宗派逐渐合流为道教正一派；其后道教即以正一、全真两大教派继续传承。

 

明代特别崇奉道教的皇帝是明世宗，他自号“玄都万寿帝君”。明代还在京都设置道箓司，在各府设置道正司，在各县设置道会司，将道教事务直接纳入明代政府的行政管理范围。明代最著名的道士是曾在湖北武当山中修道的张三丰，明英宗于天顺三年（1459年）封他为“通微显化真人”。

 

由唐至明代，在历代政府的支持下，道教曾有7次大规模编修《道藏》的盛况。

 

清代是道教较为停滞的年代，虽然全真龙门派王常月律师曾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奉旨在北京白云观传戒说法，前后3次受赐紫衣；后他又于江浙、湖北数次开坛传授戒法，使全真龙门一度兴盛，他亦被誉为龙门“中兴之祖”，但那毕竟是一种特殊。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宣布黄教为国教，道教为汉人的宗教。从此，清一代的道教就没有什么太大作为。